原始人制造的第一件勞動工具可視為中國工藝美術的遠源。從單純工具發展為新石器時代的石、玉、骨、牙雕刻和縫紉、編織、制陶等工藝，已明顯地表現出對美的追求與創造了。最有代表性的是形制多樣、紋飾斑斕的陶器。商、周、春秋、戰國時期，渾厚、奇麗的青銅禮器和精美的玉器是造型藝術的代表。至漢代青銅造型仍占重要地位，漆器、絲織、釉陶等制作技藝也已相當成熟。南北朝時期在青瓷燒制、織錦技術等方面成就最為突出，風格趨于華麗。唐代的織錦、陶瓷、金銀器、漆器等工藝獲得全面發展，其制作水平和生產規模都是空前的。富麗華貴、舒展豐滿是唐代工藝造型的風格特征。宋元兩代制瓷工藝蓬勃發展，瓷窯遍布全國各地，以鈞、汝、官、哥、定五大名窯的產品最具特色。優雅的造型，晶瑩的釉色，精湛的制胎、燒窯技藝，享譽全世界。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促使工藝美術跨入一個新階段，各工藝門類都有了全面發展，其總體風格簡約、勁健而端莊。清代工藝美術在品種、形式、手法、技藝等各方面都遠遠地超越了前代，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集大成時期。與時代和上層人士的審美趣味相諧，其風格日趨雕琢、精致、繁縟。

  20世紀以后，在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傳統工藝美術逐漸衰落，具有清新、明快、簡潔風格的現代工藝迅速崛起。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國工藝美術在形式和內涵上都與現代社會文化及人們豐富多變的審美心態息息相關，在品類的繁多、風格的多變、技藝的精良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們一方面構建著現代社會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影響和更新著人們的精神追求和審美觀念。

  

    

　　我國出土的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都有裝飾圖案。這種圖案是由原始社會后期的陶器裝飾圖畫發展而來的。青銅裝飾圖案的特點在于通過凹凸效果，展現形和線的完美結合。由于古人繪畫開始追求對稱美、靜止美、神秘美，導致了原始圖畫的圖案化。常見的有饕餮紋、云雷紋、夔紋和鱗紋。

    饕餮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貪食的怪獸。形似饕餮頭部形象的裝飾紋樣稱饕餮紋。云雷紋是以連續的回旋形線條構成的幾何圖形。龍紋因其紋樣似傳說中龍的形象為名。有的表現屈曲的形態，有的則是幾條龍互相盤繞。夔是傳說中的一種近似龍的動物，多為一角，一足，口張開，尾上蜷。鱗紋形似魚鱗，常上下幾層重疊出現，此外，有的青銅器飾有鳥紋圖案。這些紋飾反映了古人對神的崇拜，也顯示了奴隸主階級的權勢－－“威儀”。這種青銅裝飾紋樣，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在裝飾規律和形象塑造技藝上的進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原始藝術的質樸風格和生活趣味的衰退。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青銅裝飾打破了商周的僵化格式，令人耳目一新。青銅裝飾圖案向反映戰爭場面和人們日常生活等新穎領域發展，如汲縣銅鑒上的《水陸攻戰圖》，它刻劃了二百九十多人，包括格斗、射擊、劃船、擊鼓、犒賞、送別等熾熱的戰斗生活場面。這一類的青銅裝飾圖畫對漢代的畫象石、畫象磚有著直接的影響，甚至到明代的銅建筑裝飾上也可以看到春秋戰國之遺風，如五臺山銅殿便是證據。

　　可以說，青銅裝飾圖案是研究中國美術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它對后代銅工藝美術品的開拓有著深刻的影響�，F代的敲銅浮雕其源頭就是青銅器裝飾圖畫。

 

 

　　中國商代雕塑，所使用的材料有青銅、陶土、玉石、牙骨等，題材主要為人、動物與各種神異動物，有圓雕與浮雕兩種形式。有些是建筑上的裝飾，大多數是工藝美術品或器物上的附加裝飾，也有一些是具有獨立意義的雕塑作品。

　　早期作品

　　在相當于夏商之際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存中，發現有陶土捏塑的龜紐蓋、蟾蜍、羊頭紐飾等（見二里頭陶塑）。玉制品中有獸面紋柄形器，柄上刻有花瓣紋與獸面相間的紋飾，柄端琢成獸頭，造型優美，代表了當時制玉工藝的最高水平。在稍晚的二里崗文化遺存中，出現更多的小型陶塑作品，有跽坐人像和虎、羊頭、魚及許多龜的形象。捏制手法樸拙，但能相當準確地抓住對象的基本特征與動態，并注意了造型的完整性。龜的形象很多，可能與當時的迷信觀念有關。

　　人物雕塑

　　商代人物雕塑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寫實的或比較寫實的人物形象；一類是半人半獸或人與獸、人與神怪動物組合在一起的形象。

　　寫實的人物形象有的是表現奴隸主貴族，有的是描寫奴隸。表現奴隸主貴族形象的代表性作品有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腰插寬柄器玉人(編號371)，跽坐，頭上以□束發，穿著交領有花紋的窄袖長衣，腰束帶，腹前垂蔽膝。人體各部分比例比較準確，但面部的處理手法是程式化、沒有表情的。殷墟出土的另一玉人立像，拱手，著交領長衣，無華麗紋飾，腰系蔽膝，頭上戴著向前傾斜的高帽，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這兩件都是裝飾性的小型玉雕。此外還有安陽四盤磨出土的白石跽坐人像，雙手著地，身軀后傾，上衣下褲，周身刻獸面紋，頭戴箍形帽，表現出一種放肆、隨意的動態。安陽侯家莊大墓出土的白石跽坐人像，頭殘失，著交領衣，束寬帶，垂蔽膝，衣緣刻有勾連雷紋、雙勝紋等紋飾，足纏行□。表現奴隸形象的作品有安陽小屯出土的陶塑男女奴隸像，共3件，盤發戴枷，男像枷手于背后，女像枷手于胸前；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石人(編號376)，跽坐，盤發束□。垂蔽膝，全身赤裸，推測為男奴隸像；短辮玉人（編號372），跽坐，短發，頂心梳辮，全身刻獸面紋等紋飾，可能為文身之女奴隸像。此外，安陽殷墟還出土過青銅人面具、人頭范，五官比例準確，顴部突出，形象寫實。這些人物雕像是古代美術創作中對社會生活的第一次直接表現，尤其奴隸與奴隸主兩個對立階級形象的出現，更具有奴隸制社會意識形態的鮮明特點。

　　人面形陶器蓋

　　商代人像雕塑作品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充滿神秘色彩的、幻想的形式，表現了人的意識還處于幼稚、蒙昧階段時對于人與大自然的關系的幼稚看法。其代表作品有殷墟婦好墓雙面玉人（編號373），裸體，頭上有雙髻，性器官明顯，一面為男性，一面為女性；河北藁城臺西村出土人面形陶器蓋，四頭頂部相連；與此類似的還有安陽后崗出土的鳥形紐人面飾器蓋，四面各捏塑一人頭，中央有一立鳥。

　　表現人與獸或人與神異動物的青銅器，大都具有威懾、恐怖的色彩。重要的代表器物有虎食人卣（或稱乳虎卣），湖南出土，共兩件，均流出國外，一在日本，一在法國。主體形象為一蹲坐之虎，口大張，雙爪抱持一文身蹲坐的人。

　　表現虎噬人的主要有安徽阜南出土的龍虎尊，器身裝飾紋飾分為三個單元，每面浮雕一首雙身之虎，虎口下銜一屈曲四肢的文身人像；安陽殷墟出土之司母戊鼎耳上和婦好墓出土的婦好鉞上，均飾有側身相對之雙虎，張口，合銜一人頭。

　　此外，還有一些是人與獸身結合為一體的形象。如湖南寧鄉出土的人面紋方鼎，鼎腹四面正中各有一浮雕人面像，頭上生角，兩側有爪，是人與獸結合的神異動物形象。人面蛇身□，傳為安陽出土，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跎w為生有雙角的人面，其頭頂部與□身紋飾相連成為蛇形，蟠繞于器腹，有雙足，是人與水族動物結合的神異動物形象。與此類似的還有流入美國的一件鳥獸紋觥，其兩只后足也做人面蛇身浮雕，被銜于器身的獸面紋口中。這類形象可能都與圖騰崇拜有關。

　　大型雕塑發現于四川廣漢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其中有通高262厘米的青銅帶座立人銅像，人像與真人等高，戴冠，耳有穿，腦后梳長辮，身著云雷紋左衽長袍，赤足帶鐲。還有10個與真人頭等大的青銅頭像（見三星堆青銅人頭像），面型瘦削，形象夸張，神情嚴冷；還有一些數倍于真人的青銅面具，雙目突出，十分怪異。為古代巴蜀文化遺存，相當于中原殷墟文化早期。

　　立人銅像

　　商代動物雕塑主要有石雕的建筑物裝飾、玉石、牙骨裝飾品和青銅酒器等。較大型的石雕動物大多出土于安陽殷墟，如安陽侯家莊出土的石□與石虎，造型粗重，周身有線刻紋飾�！跻頌樯呒y，胸前為獸面紋，頭部刻細羽毛紋，虎身刻夔紋，其裝飾手法與青銅器中的鳥獸尊相同。婦好墓出土的石鸕鶿，形象異常概括而又相當生動。此類雕刻，出于功能的需要，都很注意形體的完整性，造型渾樸、輪廓單純，以勻整、有規律的線刻，使之具有豐富美觀的細部裝飾效果。一般在背后都有凹槽，說明是配合木構件，做建筑物上的裝飾品的。此外還有一些不屬于建筑附件的較大的石刻動物，如婦好墓出土的石牛（編號315），作伏臥之狀，頜下刻“司辛”2字，可能為祭祀品。

　　小型玉石動物雕刻以婦好墓所出各類動物形象飾玉為此類雕刻品最集中的代表（見婦好墓玉石雕刻），共出土玉、寶石、石雕的動物形象雕刻品近200件。其中可以辨識的寫實動物有20余種，還有一些是龍、鳳、怪鳥、蟬蛙合體等神異動物。有的以造型優美取勝，如玉鳳（編號350）；有的至為簡潔概括，以突出材料本身質地、色澤、紋理之美，如綠松石鴿（編號516）；有的抓住動物瞬間的神態，創作出富于生命力的形象。在安陽小屯商代晚期的玉石作坊遺址發現的一些玉石動物雕刻，善于因材設計，使材料的色彩與動物的生理特征結合，為工藝美術中“俏色”技藝的最早實例。如石虎，是用帶條狀紋的紅褐色石料制作的，恰似虎身的斑紋；以墨玉雕成的鱉，眼球與眼瞼分明，背甲黑色，頭、頸、腹灰白色，精巧逼真。

　　玉鳳

　　青銅器中的鳥獸尊，是外形制成禽鳥或獸類形象的容器。獸形器多開口于背，有蓋；鳥形器多開口于頸，以鳥頭為蓋。主要有尊、卣、觥幾種器物，為盛酒器。代表性作品有小臣□犀尊，出土于山東梁山，流入美國。為比較寫實的雙角犀牛形象，體積感很強，周身未施加紋飾。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造型相當寫實，而周身布滿浮雕的夔紋，象鼻高卷，鼻端有一伏臥之虎，背向，對著象頭頂上的兩條蟠屈的蛇，作將躍起攫拿之狀。而且細部的生動描寫又不妨礙整體造型的完整。美國弗利亞美術館所藏的一件與之類似，而有蓋，蓋上立一小象。湖南湘潭出土的豕尊，整體比例關系與細部結構都相當準確，周身飾以夔紋、云雷紋、鱗甲紋。此外，牛、羊的形象在青銅器中多見，或作為立體的動物形器，或作為器物的立體裝飾。流入日本的羊尊和雙羊尊，都是既寫實而又造型精美的代表性器物。

　　湖南寧鄉出土的四羊尊，器形莊嚴華美，器腹四角為立體的羊首，羊身飾以繁簡得體的華冠鳥紋，是立體動物造型與實用器物造型達到完美結合的成功作品。青銅容器中的觥，大多是集合鳥、獸、龍、蛇等動物形象于一體的，也有的是將器物的整體做成一種動物形象，而在器身飾以各種動物花紋。此類器物的代表性作品有婦好墓出土的司母辛四足觥，湖南衡陽出土的牛尊器型也屬于觥類。

　　鳥尊數量較多，大多為鴟□形，有的比較寫實，有的則往往將獸類的局部特征綜合入鳥的形象。代表性作品有婦好□尊，有冠，獸面，方喙，蛇翼，尾部又飾一展翅飛翔的鴟□浮雕，頭頂后部有立體的夔龍追逐一只小鳥。流入美國等地的幾件商代□尊，有的出土于安陽，形態近似婦好□尊而更寫實一些。湖南長沙出土的鴟□卣，作雙□背立形，有淺浮雕的耳、目、雙翼（其蓋為后配），手法簡潔，另有一種單純樸素的美感。

　　商代鳥獸形青銅器，反映出當時的藝術工匠已有相當強的造型能力，但限于器物制作的宗教、政治目的，沒有做成獨立的雕塑作品，而主要是以具有禮儀性質的工藝美術品出現的。

　　這些器物的造型與裝飾，將飛禽、走獸與水族動物的一些特征結合為一體，企圖賦予對象以超人間的神圣力量；而在整體的造型效果上，莊嚴、神秘，富于英雄主義色彩的美感，這是商代尊神重鬼的社會觀念和嚴酷的階級關系在造型藝術上的反映。

                                                      

 

　　中國西周的雕塑，繼承商代傳統，而風格傾向于寫實，逐漸淘汰了商代藝術中神秘恐怖的氣氛，出現現實的、理性的因素。

　　人物形象

　　青銅器中的人物形象雕塑作品，主要有刖刑奴隸守門鬲。已知的有兩件，都是將人物置于具體的生活環境中表現。一件出土于陜西扶風莊白家1號窖穴。器作屋形，正面有門，左扇門外鑄一守門的奴隸，裸身，頭后有髻，刖去雙足；另一件為故宮博物院所藏，亦作屋形，左扇門外鑄一裸體刖去左脛的男性守門奴隸。這兩件作品直接表現了西周奴隸制社會殘酷的階級壓迫關系，同時，也提供了西周時期房屋的立體形象。青銅人物形象的雕塑作品還有河南洛陽北瑤出土的人形車轄，形象比較寫實，頭戴網狀束發之物，有纓垂結于頦下，衣方領直裾，雙手置腰間，屈膝而坐（見彩圖人形車轄(西周)河南洛陽出土）。陜西寶雞茹家莊出土的車轅飾，雕一披長發裸上身的人屈四肢擁抱轅端的獸頭，背上刺有對鹿花紋。此外，茹家莊還出土有手持銅箍的小銅人，有的頭上有山字形高髻，底空，可以插嵌，為器物上的飾件。

　　其他質料的人物形象，比較重要的有洛陽東郊西周墓出土的玉人，頭上梳雙髻，上衣下裳，腰束寬帶，腹前垂蔽膝。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兩件玉人，其一裸體，兩耳穿孔，雙手置于腰際；另一件較小，戴高冠，身作錐形，如捆縛之狀，均為獻祭之奴隸形象。

　　陜西扶風西周宮室建筑遺址出土的兩件蚌雕人頭像，深目高鼻，戴有護耳翼的帽子，為中亞人形象。它表明在西周時期，中國已與中亞一帶有交通往來與文化關系。另外山東莒縣出土的青銅鼎形器上鑄有一對男女裸體相對的形象。山東、陜西等地出土的青銅盤類器物，有的以裸人為器足，還鑄出男女性器官，這類器物反映了古代對于兩性關系的社會觀念。

　　動物形象

　　西周動物形象的雕塑作品，繼承商代風格而又有西周特色，如陜西、江蘇等地出土的犧尊（或稱犧�。�。其中造型最為繁縟的是陜西長安張家坡井叔墓所出的青銅□中犧尊，器作立獸形，有雙角，圍繞獸的頭、頸、背、臀部，裝飾有立體的一虎、二龍、一鳥，獸身遍飾饕餮、夔龍等紋飾。器形的華麗在西周時期的作品中是罕見的，但過多的裝飾，卻使得造型的整體性有所欠缺。

　　多數作品則表現出明顯的寫實傾向，如遼寧喀左旗馬廠溝出土的青銅鴨尊，為周初燕國銅器，口開于背，整體為寫實的鴨形，身上也只有簡單的浮雕與線刻紋飾。同時期鳥類形象的青銅器尚有大保鳥卣(今在日本)、守宮鳥尊(今在美國)，以及陜西寶雞出土的三足鳥等，都比較寫實。江蘇丹徒西周墓出土的鴛鴦尊，造型洗練、秀美。南方出土的器物多以水鳥形象為裝飾，表現了南方青銅器的地區性特色。

　　獸類雕塑形象有陜西眉縣李村出土的□駒尊，為貴族□參加周王舉行的“執駒”之禮受賞后，出于為紀念目的而鑄造的，作者相當準確地表現了馬的全身比例和身體結構，顯示出周代工匠藝術家的寫實能力已有一定水平。屬于此類出于紀念性目的而創造的寫實動物形象的作品還有己侯貉子卣，在卣蓋與頸部各飾一圈浮雕的鹿紋，鹿回首而臥，形象生動。西周獸形動物雕塑數量較多，比較重要的尚有：傳為陜西寶雞出土的一對虎尊（今在美國），長身垂尾，結合軀體部位，飾以不同的斑紋；陜西岐山賀家村出土的牛尊，寶雞茹家莊出土的象尊、羊尊等。這些雕塑性質的青銅器，有的制作比較粗簡，也不十分注重肖似，但紋飾都是幾何形圖案，沒有過多的神秘氣氛，在樸素的形式中別有一種生動的情態。西周的玉器中也有一些動物形作品，形象也很生動，但種類、數量、藝術水平均未超過商代。

　　羊尊(陜西寶雞茹家莊出土)

　　西周青銅器上的浮雕紋飾有新的創造。如天亡簋等器物上的卷體夔紋、頌壺上的蛟龍紋，寬厚流暢，單純而又富于裝飾性，和商代的直線為主的紋飾具有不同的審美效果。

　　 

    中國春秋戰國的雕塑，繼商、西周之后進一步繁榮發展。

　　特點

　�、偃说男蜗蟠鬄樨S富，數量增多，出現了武士、侍從、伎樂、舞人等各種不同社會地位的形象，在反映社會生活方面前進了一步，雕塑手法逐漸擺脫程式化，形象寫實、生動。②雕塑材料的使用更加廣泛。青銅、金、銀、鉛、陶、玉、石、牙、骨、木等不同質材各盡其長，而且出現綜合使用的趨向。各種材料的制造工藝也有新的發展，如青銅工藝分鑄、焊接等技藝的發展，失蠟法的應用，錯金銀等鑲嵌技藝的風行，使作品的制作競求奇巧華美。因之，追求繁縟華美，成為這一時期主導的審美傾向，在青銅、玉和漆木的雕塑中尤為突出。此時期的雕塑尚未從工藝美術中脫出，所以仍然保留著很強的裝飾性。③各種工藝品制造的中心不再集中于王室，各諸侯國經濟、文化有了巨大的發展，思想活躍，出現百家爭鳴局面，促進了雕塑的發展和地區性藝術特點的形成。

　　人物雕塑

　　主要有偶人和作為器物裝飾的人形支架、器座及小型佩飾等。偶人又稱相人、像人，以青銅、陶、木等不同材料做成，其中主要是俑。春秋后期俑在各地普遍出現。陶俑主要有山東郎家莊1號東周殉人墓所出的6組，女俑多作舞姿，臉部削成斜面，以黑彩勾出眼、眉，胸部豐滿，衣裙曳地，施紅、黃、黑、褐色條紋。男俑披巾，手中持物。由于燒制火候極低，大多已殘毀。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早期墓葬出土陶俑中的舞俑群，造型簡略而姿態生動。彩繪木俑多出于戰國楚墓，有仆侍、庖廚、伎樂等不同的身份。湖南長沙406號楚墓所出30個木俑，男女有別，一般是雕刻出身體形狀與五官后，先涂白粉，再以墨、朱兩色繪出眉目胡髭及冠、帶、襟、袖、裾等，手足和佩劍是分別制成后裝配的。其他地方出土的楚木俑，有的雕出寬大的袍袖；有的頭部雕出五官后，加絲質假發（或用真人頭發），身著絹衣，但對于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征則不很注意。河南洛陽金村東周墓還出土過銀俑，戴弁，著窄袖短袍，系帶，纏行□。有人認為是胡人形象，其造型水平較高。另外，還有連同活動環境表現的俑群。如浙江紹興坡塘戰國墓所出青銅伎樂銅屋，有男女裸體6人持樂器在屋內演奏，銅屋頂上矗立柱，柱頭鑄一大鳥，推測可能與古越人的圖騰信仰或宗教習俗有關（見紹興戰國墓銅樂俑）。

　　湖南長沙戰國木俑

　　人形器座在許多地方均有發現，人或立或坐，手持套筒或箍形物，以連接承受器物的支架。作者在被限定的動態范圍內，力求使人物得到生動的表現。如洛陽金村所出的幾件青銅人形器座，就突破了一般常見的呆板姿態，表現出了人物活動的瞬間表情。有的席地而坐，神情恭謹；有的屈一膝蹲坐，一手持套筒，一手上揚，動勢豪放。其中一件侍女像，長辮，胡服，著靴，雙手平持套筒，仰首，表現出在勞動過程中十分專注的表情。長治分水嶺出土的戰國早期銅犧立人擎盤，在周身飾滿細密花紋的犧背上立一長發垂肩、著窄袖長袍、系帶的女像。她雙手捧一套筒，內承圓柱，柱端置鏤孔的圓盤，為此類器座應用情況的實例。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的6個鐘□銅人是戰國人物雕塑的代表作。銅人束帶、佩劍、著彩繪的褶裙，用頭與上舉的雙手承托編鐘的橫梁。這類武士裝束的銅人被表現得肅穆、剛毅、有力。河南三門峽上村嶺5號戰國墓所出跽坐人漆繪燈，人物溫靜的面容也顯示了藝術表現的新水平。

　　山西長治戰國銅犧立人擎盤

　　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葬出土的祭祀透雕銅扣飾等作品，表現了處于奴隸制社會時期的古滇國中，被捆縛、屠殺作犧牲的奴隸們的悲慘命運。李家山、晉寧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上眾多的圓雕、浮雕人物形象，多方面地反映了當時的宗教、居處環境和樂舞、戰爭等內容，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

　　春秋戰國的玉器中也有很多人物形象。洛陽金村出土的人形玉佩飾，造型優美，制作精巧，表現了貴族社會中的婦女形象。

　　動物雕塑

　　春秋戰國的動物雕塑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河南新鄭出土的春秋立鶴方壺，在壺蓋上塑出揚首展翅的鶴，手法清新寫實，完全擺脫了以往青銅器中神秘譎怪的氣氛，被后世視為要求從舊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的社會心理的真實反映（見彩圖立鶴方壺(春秋)河南新鄭出土）。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犧尊，通體作牛形而不十分寫實，周身以模印方法施加了華美的獸面等紋飾，并在牛頸和背上的容器口沿部分飾以一圈造型很生動的牛、虎、豹等浮雕。背上開三穴以容鍋，作為溫酒器，其實用功能高于禮制的意義。它反映了春秋戰國之際審美觀念的新變化。

　　戰國青銅動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陜西興平出土的犀尊、江蘇漣水出土的臥鹿、河北平山中山國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等。犀尊軀體結構準確，充分表現出巨大體量的動物在靜止時的內涵力量。臥鹿據考應是青銅鏡架，鏡懸于鹿角上。但其造型的完整性完全可以作為獨立的雕塑作品看。它很好地表現了在靜臥中仍然保持警覺的鹿的神態�；⑹陕蛊髯�表現一頭猛虎銜住小鹿向前奔馳，有力地表現了獸類在激烈搏斗中迸發出的沖擊力量（見彩圖虎噬鹿器座(戰國)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對于客觀對象的敏銳觀察與高超的表現技巧。錯金銀和鑲嵌技藝的巧妙運用，也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犀尊以黑料珠鑲目，周身飾以精細流暢的云紋，與軀體骨骼筋肉的起伏變化相配合，表現了犀皮堅韌粗糙的質感，臥鹿的斑紋以綠松石鑲嵌，效果美麗、和諧�；⑹陕蛊髯�結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條斑等毛皮花紋的變化，分別鑲、錯以形狀各異的金銀紋飾，與強烈的動勢相應，產生閃爍不定、富于動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國墓出土的一批動物形器物，如錯金銀犀器座、錯金銀獸、錯銀雙翼獸等，也都突出了不同獸類的情態，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裝飾手法。云南滇墓出土青銅器中的動物題材，以牛為最主要，多裝飾于器物頂部，造型堅實，雖不寫環境，但表現出了對象活動于大自然中的天然野性。一些表現動物搏斗的題材，也異常生動而富有力度。北方草原民族創作的動物題材的青銅扣飾，金銀飾片上的動物紋浮雕，金、銀的虎，青銅的駝、鹿等戰國的雕塑作品形象生動，風格粗獷驃悍，表現出游牧民族對生活獨特的審美感受。

　　云南戰國猛虎噬牛銅枕

　　春秋戰國禽鳥形象的青銅器也很注重不同鳥類神態特征的表現，例如流入美國的兩件禽尊，頸部平伸，生動地表現出游禽類覓食時，頸項屈伸的動作。另一件子乍弄鳥尊，結構靈巧，花紋精美，頭可轉動，喙可啟閉，有錯金“子乍弄鳥”4字，顯示了制作技藝的精工，但動態較板滯。

　　由于青銅器鑄造技術的精進和春秋后期失蠟法的應用，出現了河南淅川下寺的青銅禁、曾侯乙墓的尊、盤、建鼓座等異常復雜精巧的作品，這類作品以龍和蟠虺組成多層、穿插變化難以捉摸的裝飾。但有時因過分炫耀技藝而流于繁瑣、矯飾。

　　戰國漆木雕塑

　　以楚墓所出最有代表性，除俑以外，還有鎮墓獸、鴛鴦形盒、懸鼓的虎座鳳鳥、座屏和鹿、虎（鹿）座飛鳥等器類。這些作品除了造型夸張，富于浪漫主義色彩之外，還髹以絢麗的漆色，一般是以紅、黑兩色為主，內髹紅漆，外髹黑漆，在黑底色上繪以紅、黃、藍、綠、褐、金、銀等色的圖案。這些器物上常以真鹿角為飾，不但裝置于鹿頭，也裝飾于鎮墓獸的頭上和飛鳥（鳳）的背上，賦予作品以神秘、幻想的色彩。彩繪動物漆座屏以湖北江陵望山1號楚墓所出的一件最為精工。屏內左右對稱地雕刻了兩組動物群，表現鳳、鸞、鹿與群蛇的搏斗。整個屏風上共雕出51個動物，在長方形的屏風架內與器座上組合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

　　湖北江陵戰國虎座飛鳥

　　最早的木根雕藝術作品，發現于江陵馬山1號楚墓，以樹根雕成木辟邪，虎首龍身，四肢作竹節之狀。上邊還浮雕出各種小動物形象，外髹紅漆。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即利用雕塑藝術為宣揚統一功業、顯示王權威嚴的政治目的服務，在建筑裝飾雕塑、青銅紀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劃時代的輝煌成就。

　　建筑裝飾雕塑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憑借高度集中的人力與物力，大興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陽北坂上營造六國宮殿；其次，加固擴建了跨越渭河的橫橋，并在渭河南岸營建新朝宮──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驪山北麓修建規模宏大的陵園。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進行裝飾美化。

　　瓦當是強烈反映時代藝術風格的一種建筑裝飾構件。咸陽市東郊窯店鎮附近的秦宮遺址，曾出土浮雕著鹿、鳥、昆蟲紋的圓瓦當；西安市西郊巨家莊附近的阿房宮遺址，出土四鹿紋、四獸紋、子母鳳紋圓瓦當；驪山秦始皇陵區，出土夔鳳紋大瓦當；皆以飾紋華麗、風格清新而著稱。

　　此外，在咸陽故城秦宮遺址還出土兩種大型空心磚，其一是刻畫著龍紋、鳳紋、水神紋的空心磚，其二是模印著回紋、菱格紋的空心磚，皆鋪砌在宮殿階基地面上，由此可見秦代建筑裝飾雕塑的發展概貌。

　　秦國有悠久的石刻藝術傳統，在鳳翔西村春秋時代的秦宮陵園中，曾出土兩件高約22厘米的石俑；戰國時代，秦昭王在咸陽興建橫橋，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鎮水石牛。秦始皇時期，玉石雕刻有了顯著的進步，據晉王嘉《拾遺記》記載，秦代的刻玉善畫工烈裔，“刻玉為百獸之形，毛發宛若真矣。”另據《三輔黃圖》記載，秦代加固擴建橫橋時，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賁的石像；營建驪山陵園時，雕刻一對頭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開啟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獸、石獅或石辟邪之先河。

　　青銅紀念雕塑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賈誼《過秦論》亦有“銷鋒鑄□，以為金人十二”之語。參考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戰國編鐘架形象，可知秦代鑄造“鐘□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陽宮中兩具曲尺形雙層編鐘架上使用的人形銅立柱。

　　另據《漢書·五行志》、《西京賦》、《水經·河水注》及《三輔舊事》等文獻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曾鑄造12個“各重二十四萬斤”的“金狄”，即12個身著“夷狄服”的大銅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銅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寫的贊頌秦始皇統一功業的銘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側，出土兩乘大型銅車馬，每乘包括四馬、一車、一馭手，車馬形體相當實物的1/2，每乘總重量達1200公斤以上，鑄造工藝十分精良，形象極為生動(見彩圖銅車馬(秦)

　　陜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坑出土)。一號帶傘蓋的銅車，馭手作立姿，其性質當為導車；二號作篷蓋的銅車，馭手呈坐姿，其金屬轡繩末端刻有“安車”等字銘。據考證，此車系仿照秦始皇巡視全國時的御乘而鑄造，旨在紀念秦始皇“平一宇內”的不朽功業（見秦始皇陵彩繪銅車馬）。

　　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隨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種材質的偶人車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馬俑及圉師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兩種。前者集中發現于陜西臨潼縣驪山北麓秦始皇陵園附近；后者于1978年發現于河南泌陽縣官莊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渾圓豐滿，俑表施彩繪，作拱手侍立狀，造型甚古樸。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就著手穿治驪山；在他去世前，陵區內已是“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從20世紀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園東北隅的臨潼縣焦家村附近，曾陸續出土一種高約70厘米的圉師俑（馬□），作跽坐姿態，造型質樸優美。

　　秦始皇陵兵馬俑群

　　1974～1976年，在陵園東垣外的臨潼縣西楊村南，地處東陵道之北側，先后發現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馬俑的從葬坑，出土數千件與真人真馬等高的兵馬俑，其軀體采用泥條盤筑法塑造，頭像則運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這批兵馬俑標志著秦代雕塑藝術的卓越成就，再現了秦軍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勇于公戰、怯于私斗的精神風貌，體現了王權的極度威嚴(見彩圖秦始皇陵兵馬俑(秦)陜西臨潼出土)。其主要藝術特點是：形體高大，崇尚寫實，手法嚴謹；類型眾多，個性鮮明，形象生動；在總體布局上，利用眾多直立靜止體的重復，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氣勢，令人產生敬畏而難忘的印象�！�

    

     

   以漢民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所創造的以物質材料為媒介、占據一定立體或平面空間的藝術。中國美術大約產生在史前時代。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僅演化出建筑、雕塑、繪畫、工藝造型等門類，還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美術的獨特傳統與體系。

　　建筑藝術中國建筑藝術在世界建筑史上是延續歷史最長、分布地域最廣、有著特殊風格與體系的造型藝術。中國古代建筑藝術在文化層面上表現出三大特點：其一，注重審美性與政治倫理性的高度統一；其二，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品格，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集中展現；其三，在多樣變化中注重綜合性的整體空間意象。其形式特征主要表現為：①多以群體組合的形式構成豐富的空間序列，如以十字軸線展開的壇廟建筑；以縱軸為主橫軸為輔的民居和宮殿建筑；以曲折軸線展開的園林建筑。不管哪種展開方式都形成抑揚頓挫，有前序、高潮、尾聲的空間序列。②單體建筑造型有一定的規格程式，如殿、亭等形制都由臺基、屋身和屋頂組成，同時各部分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到了清代，這種規格化已達極至。③木結構的梁架組合形式所形成的體量巨大的屋頂，與坡頂、正脊和翹起飛檐的柔美曲線，使屋頂成為中國建筑最突出的形式特色。④室內空間處理靈活多變，常用板壁、槅扇、帳幔、屏風、博古架隔為大小不一、富有變化的空間，產生迂回、含蓄的空間意象。⑤注重建筑構件的色彩和裝飾彩繪的表現性，并以此標示等級與功能的差異。中國建筑藝術按時間序列可分為秦漢、隋唐、明清、近現代四個階段。①秦漢階段。早在商周時期，中國建筑的主要特征如庭院形式、對稱布局、木梁架結構、單體造型、大屋頂等已初步形成，不過因諸侯割據而南北各異。秦漢時已有雕刻和彩繪，布局舒展、整齊，具有明確的倫理、等級、秩序等內涵，表現出剛健、質樸的風格特色。②隋唐階段。漢末到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和盛行、南北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人士大夫歸隱山林的思想情趣和山水詩、山水畫的出現，使南北朝時期的建筑藝術在傳統的理性精神中加入了許多浪漫情調。至唐代終于形成了理性與浪漫相交織的盛唐風貌。宏偉、規整的都城，恢宏舒展的宮殿、壇廟，規模巨大、形制多樣的寺塔、石窟，造型渾厚，裝飾華麗，展示出博大偉美的風格特征。③明清階段。經五代兩宋城市經濟的發展及各地方文化，乃至蒙古、藏、阿拉伯文化的進一步交融，至清代，中國古代建筑藝術走向最成熟的階段。城市街巷規格方整，宮殿陵墓建筑定型化，但形制增多，手法多樣。造園藝術空前繁榮。其總體風格是雍容、典麗、嚴謹、清晰。④近現代階段。隨著封建制度的解體、西方文化的東漸、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現代人審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變遷，20世紀的中國建筑產生了較大的變異。在傳統的園林建筑中，增加了建筑的比重，空間更加曲折多變，裝飾更加繁復細麗，且出現了大量中西合璧式的公共建筑，更加注重其實用功能與審美功能的統一。80年代以后城市整體布局更加開放，變革更加迅速，風格更加豐富多樣。尋找時代風格與民族風格的有機結合將是中國現代建筑的重要課題。

  

 

　　中國雕塑在題材內容、形式風格、雕塑技法上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古代雕塑作品主要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民俗雕塑。其發展高峰是秦漢至隋唐時期。20世紀以后受西方文化影響出現了大型紀念性雕塑和架上雕塑。中國原始雕塑主要以人和各種動物形象的陶塑為主，還有石、骨、玉材料的雕刻。人物形象大多是附加在實用器物上的裝飾物，多以捏塑、貼塑、錐刺等手法制成，隨意性很強，形象粗簡、稚拙。但從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現的頭像和殘片看，可知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們已有了木架支撐、層層敷泥等最初的雕塑方法。商周時期的雕塑作品以青銅器鑄造為主。商代青銅禮器造型奇特，多富于神秘、威懾的色彩。西周以后，其風格趨于寫實而富于理性。至春秋戰國時期則變得繁麗、華美。商、周時期除禮器外，還有一些器物支架、底座等實用青銅器和石、骨、玉雕刻作品，或人物、或動物，皆造型巧妙，制做精細。另外如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一組青銅人像，形制巨大，形象夸張，與中原遺物有著明顯差異，可窺見遠古巴蜀文化的風貌。秦漢時期的雕塑空前繁盛，最具典型意義的是秦始皇陵兵馬俑雕塑群。其塑造方法是模塑與手塑相結合，塑好泥胎后，入窯燒制再加彩繪，以體量的巨大、數量的眾多、形象的真實產生著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漢代的厚葬風使動物俑和人物俑的雕塑作品眾多，其造型古樸、神態夸張而強調動勢。西漢名將霍去病墓前的大型動物石刻，手法簡練概括，于渾厚中顯示著雄強的力之美。隨著佛教的盛行，佛像雕塑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雕塑藝術的主流，著名的云岡、敦煌、龍門、麥積山四大石窟均開鑿于這個時代。一般而言，北魏時期的造像在形式風格上受印度或西域式樣的影響，莊嚴、渾樸，于靜穆中顯示著佛的偉力。南北朝的佛教雕刻融合漢族知識分子的審美時尚，形成了褒衣博帶秀骨清象的新風貌。此外，南朝陵墓雕刻群也是這個時期重要的雕刻作品。最出色的是那些鎮墓神獸，體量巨大，造型奇偉。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雕塑的鼎盛期，其成就首先表現在石窟雕塑上，如龍門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其雕刻手法流暢而嫻熟，創造了完全民族化的造型風格，不僅體現著唐帝國博大、雄強的時代精神，同時也顯示出唐人豐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雕刻技藝。唐代宗教雕塑的另一特點是形象的現實化與個性化。那些佛國的人物都被賦予了世人的性格和神貌。以順陵石獅、昭陵六駿為代表的陵墓雕刻，單純而注重動勢，體現出雄視一切的恢宏氣度。此外，最能代表唐俑藝術水平的是那些真實生動的三彩俑。世俗題材的增多和寫實風格的發展是宋、遼、金時期雕塑藝術的主要特點，四川大足石窟、山西晉祠、山東長清靈巖寺、江蘇直保圣寺彩塑，都生動傳神地表現了世人情態，有很強的寫實性。遼代大同下華嚴寺的菩薩造像體態優美，神情含蓄，衣飾華美，大有唐塑遺風。此外小型泥塑，在寫實方面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20世紀以后，中國雕塑在題材內容和形式風格上產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一批雕塑家和紀念性的寫實雕塑作品。80年代以后，雕塑藝術向著多樣化發展，環境雕塑和小型架上雕塑并駕齊驅，并且在藝術觀念、創作手法和材質的探索上都有了長足的進展。

 

          繪畫

 

　　中國繪畫藝術源遠流長，在數千年的演化過程中，不僅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并且在繪畫觀念及表現方法上自成體系，中國美術獨具民族特色。傳統的中國繪畫，主要使用柔軟的毛筆、水墨，以黑白線條和裝飾性色彩描繪形象，與注重再現客觀事物外在形式的西方傳統繪畫相比，更注重主觀情感的表達和意境的創造。20世紀以后，中國繪畫從西方獲得了許多借鑒，有了更加多樣化的發展。中國繪畫的緣起可追溯到大約1萬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那些刻在巖壁和獸骨上的花紋，描繪在陶器上的紋樣，畫在地面和墻壁上的人和動物形狀等，雖然粗獷、稚拙，但已具備了在平面空間展示形象的基本性能，可視為中國最早的繪畫藝術。據記載，周代已有歷史人物的畫像，春秋時期已有大型壁畫。從出土的青銅器紋飾、漆器彩繪和楚墓帛畫可看出春秋戰國時期以線造型的特色已初步形成。秦漢時期的繪畫藝術已十分發達，既有壁畫又有肖像畫，既有歷史畫又有神怪畫，題材多樣，種類不一。從漢墓出土的大量壁畫、畫像石、畫像磚、帛畫、漆畫等可睹當時繪畫藝術之風貌。其壁畫造型生動洗練，用筆質樸簡率，在單純、稚拙的形式中表現出運動、力量和速度感。其畫像磚多為各種生活場面，造型夸張簡括，注重整體動勢的描繪。其帛畫多富有浪漫性，如湖南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非衣帛畫，制作精細，造型準確，用線流暢而有變化，以石青石綠等礦物顏料著色，至今鮮麗不變。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壁畫空前興盛。以敦煌莫高窟的壁畫數量最多也最精彩。卷軸畫和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等士人畫家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繪畫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加自覺的理性階段。人物畫趨于成熟，準確的人體比例、優美的線描和深入的表情刻畫取代了漢代繪畫天真、稚拙、以動態傳情的特色。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最早的山水畫，并產生了中國最早的獨立畫論。隋唐繪畫仍以宗教題材為大宗。佛教的盛行不僅為畫家們提供了施展創造才能的物質條件和觀賞群，還能確立畫家的社會地位，因之許多著名畫家都從事寺廟壁畫創作，大大提高了它們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表現世人生活的人物畫高度繁榮，將人物畫從南北朝的“跡簡意淡而雅正”推向了“細密精致而臻麗”的境界。山水畫迅速發展，花鳥、鬼神、牛馬、屋宇等開始獨立成科，一時名家輩出，使唐代繪畫五彩紛呈，絢麗多姿。五代兩宋時期的繪畫藝術進一步成熟和完備，登上中國古代繪畫的頂峰。寺觀壁畫逐漸衰落，世俗生活和山水、花鳥成為畫家們更加喜歡的題材。繪畫的教化功能被逐漸減弱，審美、寄情和娛悅功能則被空前看重。文人畫家的涌現，使繪畫向詩歌汲取營養，更加注重詩情意境的表現。在材料工具和技巧上也更趨考究、精妙。水墨畫空前成熟，重彩畫更加工整細麗�？傮w看宋代繪畫更趨精致、多樣化，并富于人情味和抒情性，繪畫功能的轉變也使其創作與欣賞的結構發生著雅俗分流的變化。元代知識分子的特殊境遇和文人畫思潮的擴大，使繪畫產生了時代性的轉折與變異。元畫以卷軸為主，且多用紙。紙能充分發揮渴筆的功能，遂使筆法空前豐富，與宋畫相比更能表現物象的多種質感和藝術家細膩的感受。宋人崇尚以詩入畫，強調空間與情趣的變化，元人崇尚以書入畫，更強調筆墨情趣的形式感，從繪畫自身看，元畫向著完滿性跨越了一大步。明清兩代山水花鳥畫更成大宗，宗教畫、人物畫愈加衰落。明代山水畫壇畫派林立，進一步發展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形式風格。明中葉以后，形成一股雅俗合流的勢力。著名畫家涉足文學插圖、年畫、稿本的創作，給繪畫藝術帶來了新的生機。清初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出現了“四畫僧”、“四王”、“金陵八家”等一大批杰出畫家，突起了中國繪畫史上的又一個高峰。乾隆年間“揚州畫派”和清末“海上畫派”的出現，使摹古之風甚盛的清代中、晚期畫壇又放異彩，雅俗合一之勢更加明顯。辛亥革命以后，在西方文化的沖擊與影響下，中國的繪畫在觀念與價值取向上都面臨著多種選擇的可能。但為人生而藝術的旗幟把繪畫創作與現實功利緊密結合的大趨勢成為主要流向，寫實主義繪畫漸居首位。20世紀50年代以后，以徐悲鴻畫派與前蘇聯繪畫體系相結合為根基，為政治和為人民服務的繪畫大發展。80年代以后，中國繪畫更向著多層次、多態式發展，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以毛筆書寫漢字，也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造型式樣。它講求用筆的疾徐、頓挫、順逆、剛柔，墨色的濃淡、干濕創造美的章法及結構形式，借以表達書法家的文化修養、品格情操。中國書法在數千年的演化過程中，形成了篆、隸、真、草、行等主要字體形式。篆書是商、周、戰國時代通行的字體，大都刻在甲骨、青銅器或簡牘、帛、石、陶上。至秦代小篆成為全國推行使用的統一字體。其結體圓長、筆畫勻稱，藏頭護尾，圓潤優美。隸書盛行于漢代，字體寬扁，左右舒展，橫畫如蠶頭燕尾具有濃厚的裝飾意趣。真書經南北朝到唐代發展至頂峰，其字形方正、筆畫結構嚴整。王羲之、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書法家留下的不同風格的楷書作品，給后人以深刻影響。草書經章草、小草發展為狂草，筆線連綿不斷，大起大落如風馳電掣。此書法也盛行于唐代，以張旭和懷素最為著名。行書介乎草書與楷書之間，書寫簡易、流暢，形成于漢，成熟于兩晉。歷代書法家都以行書字體創造了各自不同的風格。

 

 

　　中國篆刻是以書法字體結合鐫刻制作印章的一種藝術。它于方寸之中、紅白之間創造各種美的結構和形式。因其字體多為篆書所以稱篆刻。篆刻藝術是由作為權力和憑證的古璽印發展而來的。明中葉以后發展成獨立的藝術式樣，并形成了各種風格流派，如明代以文彭為代表的吳門派和以何震為代表的徽派；清代以程邃厚重、凝煉風格為代表的皖派，以丁敬、鄧石如開創、黃易等西泠八家發揚光大的浙派。清末吳昌碩將古印、陶文、石鼓文等熔于刀法之中，以蒼勁古樸之風被尊為吳派。

 

    工藝美術

 

　　中國工藝美術門類眾多，按功能可分為實用工藝美術和陳設工藝美術；按生產方式可分為手工藝美術和工業設計；按生產和消費的社會層次可分為民間工藝美術、宮廷工藝美術和文人工藝美術。按材質和制作工藝可把傳統工藝美術歸結為雕刻工藝、織繡工藝、編織工藝、金屬工藝、陶瓷工藝、漆器工藝六大類別�，F代工藝則以產品對象分為室內環境設計、染織設計、日用工業品造型設計、日用陶瓷設計、商業美術設計和書籍裝飾設計等。原始人制造的第一件勞動工具可視為中國工藝美術的遠源。從單純工具發展為新石器時代的石、玉、骨、牙雕刻和縫紉、編織、制陶等工藝，已明顯地表現出對美的追求與創造了。最有代表性的是形制多樣、紋飾斑斕的陶器。商、周、春秋、戰國時期，渾厚、奇麗的青銅禮器和精美的玉器是造型藝術的代表。至漢代青銅造型仍占重要地位，漆器、絲織、釉陶等制作技藝也已相當成熟。南北朝時期在青瓷燒制、織錦技術等方面成就最為突出，風格趨于華麗。唐代的織錦、陶瓷、金銀器、漆器等工藝獲得全面發展，其制作水平和生產規模都是空前的。富麗華貴、舒展豐滿是唐代工藝造型的風格特征。宋元兩代制瓷工藝蓬勃發展，瓷窯遍布全國各地，以鈞、汝、官、哥、定五大名窯的產品最具特色。優雅的造型，晶瑩的釉色，精湛的制胎、燒窯技藝，享譽全世界。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促使工藝美術跨入一個新階段，各工藝門類都有了全面發展，其總體風格簡約、勁健而端莊。清代工藝美術在品種、形式、手法、技藝等各方面都遠遠地超越了前代，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集大成時期。與時代和上層人士的審美趣味相諧，其風格日趨雕琢、精致、繁縟。20世紀以后，在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傳統工藝美術逐漸衰落，具有清新、明快、簡潔風格的現代工藝迅速崛起。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國工藝美術在形式和內涵上都與現代社會文化及人們豐富多變的審美心態息息相關，在品類的繁多、風格的多變、技藝的精良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們一方面構建著現代社會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影響和更新著人們的精神追求和審美觀念。